“不切题”之“切题”
朱自强
梅杰兄来信，嘱我为他即将完成的新著《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作序。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写作历来欠缺，现有的几种或著或编之书，虽也来之不易，但又有陈陈相因、人云亦云、词不达意之嫌。所以，对梅杰兄欲“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努力姿态，我是深以为然的。不过，想到自己接下来的忙乱，若是对梅杰兄的大作无暇慢慢阅读，不能细细评说，岂不愧对，岂不怠慢？乃婉言辞谢。不想梅杰兄知我苦处，提起了周作人“写序跋是以不切题为宗旨的”一类话，允我写一篇“以不序为序”的文章，终于进退无路，只好应承下来。
周作人在《看云集·自序》中说：“作序之一法是从书名去生发，这就是赋得五言六韵法。看云的典故出于王右丞的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照规矩做起来，当然变成一首试帖诗，这个我想似乎不大合式。其次是来发挥书里边——或书外边的意思。书里边的意思已经在书里边了，我觉得不必再来重复地说，书外边的或者还有些意思罢。”我也就效仿周作人，说些“书外边”的“意思”。至于所说是否有意思，就交由方家判定吧。
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叙述，历来有两种截然反对的观点：一为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一为中国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我本人持论，不仅属于后者，而且就是中国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这一观点的发明者。
我要说的“书外边”的“意思”，就是一些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论者的儿童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对“古已有之”论者的研究方法，若是做不完全的归纳，则有其四。
其一，不管古人怎么看、怎么说，就只管自己的意见，以自己的意见为儿童文学史的事实。主张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的人往往都这样做。他们分不清文学史的写作里，哪些是历史的“事实”，哪些是当下的研究者的“言说”。
举个例子来说，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的《叶限》，古人是将其称作“志怪”的，可是今天的“古已有之”论者却一定要将其称为“童话”。古人将《叶限》看作“志怪”，这就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古已有之”论者将其称为“童话”，这就是今人的“言说”。没有将《叶限》看作“童话”的古人，是不曾将《叶限》这样的故事给儿童看，而是留给成人自己看的。儿童文学是成人专门写给儿童看的文学。所以，在古代，《叶限》并没有作为“儿童文学”被对待过。尽管主张“古已有之”的今人将《叶限》看作“童话”，甚至将其视为“儿童文学经典”，但是，他们也无法穿越回“古代”，给古代的儿童朗读《叶限》。他们能够做到的，只是效法孙毓修主编《童话》丛书，将古代的《叶限》进行“现代转化”（朱自强语）——变为白话文，讲给“现代”的儿童们听。那么，你说讲给“现代”的儿童听的《叶限》，是古代的儿童文学，还是现代的儿童文学？我说，任何儿童文学都是“现代”文学，根据之一就在这里。如果这时，“古已有之”论者搬来克罗齐，说什么“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没有用的，因为克罗齐说的意思，不是你想说的意思。甚至毋宁说，克罗齐恰恰在反对你们让历史研究失去活生生的生命这种做法。
其二，“古已有之”论者只将“儿童文学”看成一个个“实体”（作品），而不将“儿童文学”看作一个整体“观念”。我说儿童文学研究缺乏“理论”，这是原因之一。儿童文学史研究要拥有理论的那种“谛视”目光。“谛视”的“谛”是真谛的“谛”。“谛视”式研究为的是透过现象和经验，看穿研究对象的精义和本质。
在方法论上，儿童文学史研究有必要明确这样的认识：所谓“文学”，它并不是一个“实体”，即不是一系列具体的作品，而是人头脑中的一种观念。伊格尔顿就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一书中说：“任何相信文学研究是研究一种稳定的、范畴明确的实体的看法……都可以作为一种幻想被抛弃。”“从一系列有确定不变价值的、由某些共同的内在特征决定的作品的意义来说，文学并不存在。”其实，伊格尔顿真正的意思是想说，“文学”并不能作为“一种稳定的、范畴明确的实体”而存在，“文学”只能作为一种观念而存在。他说，“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个词的意思来说，是一种意识”。
还是举前面的《叶限》那个例子，“古已有之”论者信誓旦旦地将其说成“儿童文学”，是因为他们认为，《叶限》是“儿童文学”，这属性是作品本身所天生固有的，是不容置疑的。他们不知道，《叶限》自身并不能规定自己的性质是什么文学。古人将《叶限》定性为“志怪”，今人将《叶限》定性为“童话”（儿童文学的代名词），正因为古人与今人的文学观念不同。因为古人没有“儿童文学”这一观念，才没有把《叶限》定性为“儿童文学”。同样的情形，如果我们能够把安徒生的童话拿到原始部落去讲，就会出现那里的成人把它当成自己的恩物这种结果，因为他们没有“儿童文学”这一观念。
其三，“古已有之”论者将儿童文学看作可以“自在”的文学。这个问题与“其二”讨论的问题有联系。
我感到，当今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认为“儿童文学”是可以“自在”的文学。但是，文学是因为阅读而存在的。一经阅读，文学就不是“自在”的，而是交由“自为”的、“自觉”的读者了。
作为观念的儿童文学并不是“自在”于人类的头脑之中的，而是在人类的心智进化到“现代”这个历史阶段，才被自觉地创构出来的。我们举两个发儿童文学出版和创作的先声，但不是“自在”的行为之事例为证。在西方，很多学者都有共识，把英国的纽伯瑞出版《美丽小书》的1744年看作儿童文学的开端。纽伯瑞自觉地以“教育和娱乐”（写在书的扉页上）为《美丽小书》的创作和出版理念，这是因为他是约翰·洛克的崇拜者，是洛克教育思想的信徒。他出版的童书所标榜的“快乐的教育”正来自约翰·洛克的理念。在中国，“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鲁迅语）。叶绍钧在拿起儿童文学创作之笔以前，就有了自觉的儿童文学创作意识。自1921年3月5日起，叶绍钧署名“圣陶”，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文艺谈》，至同年6月25日止，共发表了四十则，其中的第七、八、十、十四、三十六、三十九则里都谈到了儿童文学的问题。叶绍钧的儿童文学创作的自觉意识，是受了西方儿童文学的直接影响。他后来回忆说：“五四前后，格林、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陆续介绍过来了。我是个小学教员，对这种适宜给儿童阅读的文学形式当然会注意，于是有了自己来试一试的想头。”
其四，“古已有之”论者论述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时，采取“孤证”的态度。
如果儿童文学治史者有足够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感的话，就应该知道，“儿童文学”作为一个“知识”话语，必有它产生的历史。不仅如此，作为一个能与成人文学“分庭抗礼”的新的文学样式，“儿童文学”的发生及其确立，还必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事实上，我们也确实看到，中国儿童文学在“五四”时期发生，是来自思想、文化、文学、教育、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各种力量，齐心合力创造出来的一个大奇迹，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奇迹。
但是，“古已有之”论者在论证中国古代所谓“儿童文学”的存在时，却用“孤证”的方式敷衍了事。也许他们也不想敷衍了事，可是巧妇实在难为无米之炊。他们只好在这里找到一首或者描写了儿童，或者儿童可以读的诗歌（比如白居易的《池上》和骆宾王的《咏鹅》），在那里找到一个儿童可以读的故事或者小说（比如段成式的《叶限》和蒲松龄的《促织》），就惊呼发现了“儿童文学”。“古已有之”论者也许要反问，这不是有很多的例证吗？但在我看来，只要“古已有之”论者不能在这些例证之间建立“历史”发展的联系和逻辑，它们就还是互不相干的，就还是“孤证”，而仅仅靠“孤证”，是无法建构出文学史的。“笔下无史”，这就是我读目前的古代儿童文学史叙述的鲜明感觉。
已经说了不少“书外边”的“意思”。其实明眼的读者可以看出，这些“意思”多多少少还是与梅杰的这本《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藕断丝连的。从这一点来说，这篇“不切题”的序文，竟又是有些“切题”了。看来，周作人的文思还不是吾辈所能师法者也。
（朱自强，中国海洋大学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格林奖获得者）
荐书
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
书名：《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
作者：梅杰
出版时间：2022年1月
出版方：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知识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梅杰研究儿童文学多年，从事一线儿童文学出版工作12年，有过多次在武汉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讲授儿童文学的经历，对中国儿童文学史和当下儿童文学创作有敏锐的把握。本书采用审美的原则和历史的原则相结合的方法，以儿童本位论为视角，将中国儿童文学史按照史前期、孕育期、诞生期、发展期、挫折期、新生期、断裂期、重建期等进行历史描述，注重捕捉历史细节，坚持论从史出，是一部可读性强、独具个人风格的中国儿童文学简史，可供教师、编辑及其他爱好者使用。
作者简介：
梅杰，笔名眉睫，1984年生，湖北黄梅人。研究现代文学、儿童文学、地方志。湖北大学客座研究员。曾担任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复评委，荣获中国好编辑、中国出版新星等称号。著有《废名先生》《梅光迪年谱初稿》《童书识小录》《丰子恺札记——泛儿童文学随札》《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文人感旧录》，主编“中国儿童文学大视野丛书”和《喻血轮集》《梅光迪文存》《许君远文存》《丰子恺儿童文学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