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的图书中，《小王子》销售量超过30万册；《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销售越30万册，在不久前“上海最受读者欢迎图书”排行榜列16位；《致加西亚的信》，销售突破40万册，上市半年以“加西亚”为名的跟风书5种，这些跟风图书，一方面证明了该书策划的成功，另一方面也严重破坏了该书应有的商业效益；《BOBOS——布波族一个新阶层的崛起》首次引进了“布波”的概念，并迅速成为年末的热门话题。

　　作为一个出版人，杨文轩对去年的成绩是满意的。在记者采访他的前一天，他刚刚做了年度的工作总结，结果是，在这个年度里，他策划的图书有三种超过了30万册的销售业绩。

　　这一年杨文轩的成功主要是对市场的重新定位，对图书的重新包装推广上。他长期做引进版图书，2002年度他引进的大多是公版书(版权年限到期的图书)，他认为这样的图书更需要策划、概念、重新包装和推广的功力，使它们重新畅销起来。与《哈利·波特》《魔戒》等正在风头上的引进版图书不同，《哈利·波特》等书的畅销是可以预见的，而怎样才算出版人的成功，则很难评估。公版书则更能显示一个出版人的功力。

　　杨文轩现在基本不看稿子，而对图书设计、企划等涉及推广的文案工作，却都要亲自过目，进行把握。

　　有了这样的业绩，杨文轩对自己在2002年度感到满意，对2003年的工作也有些担心，最怕的就是无法超越2002年。

　　而令他感到颇有信心的是，2003年将引进的“三毛文集”极有可能为他带来更大的成功。而挑战也是存在的，按他的分析，三毛作品的盗版书始终在市场上流传，会影响文集的销售，另一方面，三毛是八九十年代的作家，那时的畅销书，不一定也会成为现下的销售书，能否重新掀起三毛热潮，是对他策划、推广功力的一次考验。

　　培养国内的原创作家，是杨文轩更长远的计划，他希望能像台湾皇冠出版公司那样，培养出一批大陆的三毛、琼瑶那样的畅销作家。他认为大陆原创作家匮乏、作品数量少、质量不稳定，主要原因是出版社与作者沟通不够，因此在作品定位，合作的稳定性方面都存在问题，有很多新锐作者一炮走红后，就开始下滑，比如余杰；一些稳定的成名作家，作品数量不多，比如贾平凹等。他认为出版社应该加强对作者写作的规划。

　　杨文轩说，这是一个长效工作，很难在短时间见效，而且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他已经着手这方面的工作。他说，过多少年，一想到某个读者喜爱的作家，是他培养出来的，他会感到非常自豪。

　　采访印象：杨文轩是书商，和很多商人一样，他的目的首先是要赚钱，而他也是一个文化人，在和他的几次交往和采访中，感觉他是一个儒雅、沉静的人，内心很丰厚，他对自己工作的评价，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自己内心的满足感，他的谈吐中公众语言和私人语言是并存的，总是显得有理有情，是一个感性和理性交织得很和谐的人。(洪蔚采写)

　　刘硕良：

　　一本一本做文库

　　《人与自然》杂志特邀主编、策划《我的野生动物朋友》、《神奇的海豚奥列娜》。

　　《我的野生动物朋友》在今年的图书市场上是非常有影响的一本书，同类的《神奇的海豚奥列娜》也“走得很好”。他们的编辑刘硕良在2002年就做了这样两本书。但这两本书却带出了一个大文库。如果说别人做文库都是“纲举目张”式的，先搭好框架，一本接一本地出；那么刘硕良的文库可真是“摸着石头出书”——“我们这个文库是选好一本出一本”。

　　刘硕良原来是漓江出版社负责外国文学的总编辑，多年的出版工作使他积累了丰富的作者资源。开始做《人与自然》杂志之后，他发现很多故事性强、图片有趣的内容由于杂志版面限制不能全文刊登时，他就萌发了单独出版书籍的想法，进而开始设计做“人与自然”文库。“主要是关注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还要出一些某一种动物、某一地区自然风光的书，内容要有独特性、奇异性、而且图片很好。有故事、有背景，图片要能动起来，不能是平面的。”但是，这样的书籍在国内已经很多了，所以刘硕良强调“不仅有故事性还要有科学性，要把科学和艺术结合起来。我们是从大众化的层面上来体现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不仅能寻找到艺术，还能感受到科学，这体现在人类怎样善待自然、动物，怎样处理自己跟周围环境、自然等的关系。这是科学精神层面的，能够与一般的科普读物传播单纯的知识区分开”。

　　定好了目标，刘硕良开始选择文库的“代言人”。发现蒂皮后，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运作，包括请蒂皮全家来华，为这本书精心设计。就连蒂皮的父亲后来也承认：书的质量非常好，甚至超过了法文版。而且，在世界不同文字的版本中，只有中文版添加了标题，更便于阅读。从去年5月，“蒂皮”一书亮相至今，已印刷19万册，在台湾也销售了8万册。

　　按理说，蒂皮作为2002年的主角，在2003年该退场了。但是，刘硕良说“不”。

　　在2003年元月8日的图书订货会上，他还将带来两个新的“小蒂皮”。一个是幼儿版的《我的野生动物朋友》，专给小孩看，共两个印张，50页，有60幅图，还为每幅图选了28句话。如“我是个法国女孩，我叫蒂皮”并注上拼音。“让小孩子也能拿得动、看得懂、买得起”是刘硕良做这本书的出发点。另一个是《蒂皮在中国》，这本书记录了蒂皮及其父母来到中国后的见闻、以及记者采访、专家评论的文章。“我们将来还会搞一些蒂皮的东西。蒂皮的例子很经典，既然开发成功了，就应该继续做下去，开发一次就可惜了。而且蒂皮的内容不会过时。”刘硕良有把握地说。

　　《寻找濒危野生动物》、《熊的真相》和《狐猴的神秘世界》也将是刘硕良带来“陪伴”“新蒂皮”来参加订货会的另外3种。据他介绍，2003年他们会平均在每月推出文库的一种书。“这样，以点带动线和面，既合读者胃口，又避免了盲目性。”

　　谁说刘硕良的文库没有框架，他的框架在心里。(于彤采写)

　　方希：

　　让理性演绎激情

　　策划《你今天心情不好吗》、《我爱你，妈妈》系列图书。

　　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交往方式。就像有些人必须通过长久的交往才能彼此了解一样，也有些人在电话中暗暗抛出的声线就是可以深入他内心的触角。而方希编辑无疑就是后者。

　　看了《我爱你，妈妈》这套书的读者多少都会认为编辑也应该是个充满童心的年轻人，似乎说话的声音里都有两条小辫子在晃啊晃的。所以，当听到方希仿佛穿着职业套装的声音出现在话筒中时，记者不是不出乎意料的。

　　“我觉得人的工作角色和生活角色应该是分离的。在工作中他就应该敬业，professinal应该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职业要求。而我们现在的观念有了问题，把这一点当成了应该表彰的内容。”方希说。确实，作为中信出版社大众图书市场部的副主任，她在采访中表现出一种理性的整体把握能力，特别是在说到《我爱你，妈妈》这套在2002年非常有影响的书的时候。“从做这套书我们感到，仍然是内容为王。更多的读者会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诉求，我们就要从方方面面体贴读者。这从书籍的设计、图画、文字的编排甚至是书拿在手里的重量、手感等都可以体现出来。而这和平常说的明确读者定位完全是两个层次的概念。后者是做一本书最基本的前期工作，而对这种文化心理的把握是我们不断要追求的。”

　　在方希的谈话中，“我们”的出现频率很高。“这一点可能和传统出版社不同，我们并不是由一位编辑来负责一套书所有的工作；相反，我们更注重Group，这种团队精神，大家共同完成的事业。”对于这种事业的解释，方希使用了“全球内容采集商和具有全球视野的出版商”这样的定位。作为一个把与国际接轨作为目标的出版社来说，尽管通过做这套书，出版社在内容选择、推广策略等方面都有了足够的收获和体会，但如方希所言，和他们自己的目标还差得“很远”，而且“这在国际上都有很好的经验，我们力图赶上，所以现在说总结经验什么的还都太早”。

　　当记者问到她个人在新年中的计划时，刚才思路畅达的她好像忽然脸红了，连声音似乎也羞涩起来。“个人没有什么好说的吧，要说有，也就是想好好地睡一觉。”接着话锋一转，又说起了出版社的新计划，在订货会上隆重推出的形象展示等内容。在采访即将结束时，她终于说出了一点自己的想法：做这个工作还是要有激情的。如果只是把工作当成一个养家糊口的饭碗的话，很多事是做不好的。

　　也许有些人就是这样，用理性和专业演绎着自己内在的激情。如果他恰好是一位出版社的编辑，那么新的一年将会有更多的期待。

　　(于彤采写)

　　王冬：

　　热情并快乐着

　　几米作品《向左走·向右走》、《月亮忘记了》主要策划。

　　最近一次见到王冬是两星期前，北京万圣书店的一次朗诵活动上。这是我们俩的第二次不期而遇。第一次是在台湾大块文化董事长郝明义先生北京的办公室。郝先生是台湾知名的出版人，近几年和内地的出版界建立了深广的联系。那次郝先生约请王冬，自然是因为几米，——在台湾，几米是被“两郝”“捧”出来的，郝明义便是其中之一。

　　毫不夸张地说，王冬也是几米的“知音”。每个听王冬谈几米的人都会有急迫地想看看的愿望。事实上，王冬自己就是被几米绘图所吸引才竭力要引进的，此前大陆并没有这类图书，加上制作成本高，王冬对于几米作品是否会畅销并没有太大的把握，她说有10万册的销售量就觉得满足了，因为她估计或者说感觉，大陆大概应该有这么多人会喜欢几米。

　　王冬其实很幸运，第一次策划图书就取得了成功，也许《向左走·向右走》近20万册的销售量还算不上年度最畅销的图书，不过，由几米带来的成人绘本热和对图文书的重新诠释，都对图书市场从形式和内容上给以了强烈的刺激。加之2002年都市里到处弥漫着挥都挥不去的几米味道，这就足以让王冬快乐和自豪了。

　　有时我很怀疑王冬自己才是几米最直接的受影响者，她选择了几米的图书，无意中也选择了目前可以说是SOHO一族的生活：每年策划出版几种图书，其它时间都在观察、洽谈图书，周期比较长，她看上去就像一个没有单位的人。在万圣书店安静的咖啡厅里，我们聊演出、旅游，当然也聊书。王冬总是有很让人羡慕的计划，她说2003年至少有两件事打算做，一是因为2002年夏天到黄河源头的行走，有不少意料不到的收获。由此，今年夏天她准备放15天的假，去一趟向往已久的泸沽。另一件是2002年看了很多很好的演出，可惜没有拍下来，所以现在正在“物色”一架相机，以后或者写书或者就留着纪念。

　　最近王冬又忙了起来，2003年又策划了三套书，都要在年初的订货会上上架。据她介绍，一种是连续5年获台湾“金石堂10大畅销书作家”的吴若权的爱情小说和散文，是城市新幸福观的代言人。她拟的广告词又是极浓的“几米味”：一个人的城市会不会冷，——尽管她自己不承认这点；第二种是韩国的“超级”畅销书——《好妈妈，慢慢来》，她说她之所以对此感兴趣，是因为这本书内容是反对这些年国内提倡的儿童超前教育；第三种是一个美国人的田野笔记，书名未定。前两种是市场看好的图书，她自己最有兴趣的是第三种，准备下点功夫做好编辑的工作。(文／温新红)

　　刘红：

　　有所为有所不为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建筑巨匠一百”主要策划。

　　前不久举办的地方科技出版社看样订货会上，辽宁科技出版社的“建筑巨匠一百”令同行们感叹不已。这是一次大手笔的制作，一套10册，每册220元，重要的是这套书从封面设计、开本到内页装帧，直逼国外同类图书。

　　社长兼总编辑刘红谈起这套书也很兴奋，她说这套书两年前就开始策划了，现在终于面世，她也正期待着读者的反馈，不过地方科技出版社看样订货会上同行的反应多少让刘红感到踏实了些。

　　像很多科技出版社一样，辽宁科技出版社首先面临的是出版方向的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几乎就成了刘红的座右铭。策划和营销同样重要，刘红说因为销售部能力还比较强，所以她把主要精力放在前期策划、结构调整、主攻目标上。就拿“建筑巨匠一百”来说，也不是一拍脑袋就想出来的。2000年，刘红和她的同事经过几番调研，反复研究，最后下决心做一套建筑类的图书，就是“现代建筑集成丛书”。这是一次成功的转型，同时让刘红看到，建筑类图书还有潜力。刘红坦言也有失败的时候，计算机类图书没有做成功就放弃了；而家电维修需要量不大，让她意识到此类图书不再能成为主流，于是主动调转船头。

　　前几年刘红到法兰克福参加书展，看到了很多很好的建筑类书。但是，尽管建筑类图书的前景很好，各出版社跟风出版的情况也比较严重，书展上就出现了多家出版社争一种书，导致版税抬高的情况，这无疑是让本来前期投入就很高的建筑书需要再次加大投入。辽宁科技是否有必要去争？刘红不得不思考这类图书如何做的问题。结论是“做，就要做最好的”，而且刘红决心不做引进版，要自己组稿。他们到全世界各地最著名的建筑事务所组稿的想法与香港贝思出版公司不谋而合，于是，两家单位合作出版了“建筑巨匠一百”。如今看来，刘红的两个想法都实现了。

　　身兼社长和总编辑，刘红平时很忙，不过，她说再忙也会打乒乓球、游泳或者做些健身运动，毕竟好的身体是做好工作的前提。(温新红采写)

　　潘涛：风流2002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策划出版《美丽心灵》、《逻辑人生》、《知天涯者》、《突破维数障碍》、《奇异之美——盖尔曼传》、《邮票上的数学》等。

　　作为一位编辑、而且是著名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编辑，潘涛和书界媒体“混”得厮熟。虽然现在当“官”了，也依然如此。潘涛能说善说，但说的多是他们出版社的书如何如何。2002年，他成了一个把“奥斯卡”、“星”、“腕儿”挂在嘴边的人。

　　说到奥斯卡奖，就不能不说2002年的《美丽心灵》。这部描写数学天才纳什的影片出人意料地在好莱坞滥情的商业大片中脱颖而出，连获4大奖项。这一结果“惹火”了纳什，也惹“火”了书市，因为该片就是根据纳什传记《普林斯顿的幽灵》改编的。“从2002年4月份，奥斯卡奖颁奖之前，我们就预感到了这种可能性，已经决定围绕这本书做营销活动。”潘涛说。于是，第一版1年多时间没卖出的那一半库存很快就销售一空，开始重印。到了2002年8月，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纳什来华，更使此书的销售高潮迭起。2万余册全部告罄。“这本来是一部厚书，读着比较累。但同样是科学家传记，由于有了电影的带动，明星的效应，媒体也跟着炒作，使得这部书的成功成为了一个经典案例。”

　　同样是“风流人物”，还数数学家大会。在这种星光灿烂、数学家“大腕”云集的场合，上海科教出版社又集中推出了一批数学家的传记。有圈内最著名的哥德尔的《逻辑人生》、描写印度传奇数学家的《知无涯者》、刻画菲尔茨奖得主斯梅尔的《突破维数障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盖尔曼的第一部传记《奇异之美——盖尔曼传》、以及颇受好评的《邮票上的数学》等。尽管在宣传上打得都是大众牌，但潘涛却觉得“中国读者是不怕艰深的”。而且“难度越大、水平越高的书反而越好卖，读者越爱看”。所以，在即将到来的2003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上海科教社还会拿出“哲人石丛书”第二辑的新品《反物质》、《真科学》这种营造科学概念、阐述科学运营的“大部头”来。不过，也许是2002年的“风流历程”确实有效，在没有足以惊动世人的事件发生时，他也准备了《我思故我笑》这样用幽默的方式讲述逻辑、科学、哲学与人之间关系的书。至于像《共创未来》这样看似政治口号、实为解析打造自由软件神话的“报告文学”，是否也想搭流行话语的车“风流”一把就不是现在能说的了。

　　2002风流，是因为他们的好书。

　　(于彤采写)

　　赵萌：

　　实践工程化出版

　　刚刚卸任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一职，今年将担任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策划总监。策划“生命科学丛书”、“金头脑丛书”科普图书，多次获国家图书大奖。

　　赵萌是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也许是常年为孩子们做科普读物的关系，她虽然快到了退休的年纪，但仍然会在记者问到2003年计划时脱口而出：“我不告诉你！”

　　社会上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女人和孩子的钱最好挣。但现在给青少年策划出版物，特别是科普读物恐怕是最费力不讨好的了。面对着外版成人漫画的冲击、考试独木桥的压力、多媒体时代第三、第四媒体的轰炸，在承载科学普及这一使命时，无疑受到了最激烈的挑战，即使是赵萌这样的资深编辑也不例外。“由于现在这个多媒体时代，大众的阅读心理发生了变化，给我们的空间也相对狭小。孩子已经习惯了接受生动的东西，再看冗长枯燥的文字，就会有隔代的感觉。所以这就必须在表现形式和手法上有新的做法。”赵萌说。

　　2002年，赵萌主编的“解读生命丛书”9月上架以来，15000套基本告罄。而另一套书的销售业绩也十分良好。谈到成功的诀窍，赵萌说它是大策划的产物。

　　“科普功能从单一的传播科学知识转变为传播科学知识、方法、精神、思想后，就要求我们在图书的结构和功能上也必须要作创新。创作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原来是一个部门一本书，但现在都作大的工程项目，包括有些是学科前沿的东西。在创作队伍上结合了科学家、科普作家还有画家，还有科学人文的，这是创作模式的更新。每个都当作一个大的出版工程来对待，有严密的设计、策划，有严密的组织协调，我们最后再来做组装的工作。”

　　由于“解读生命丛书”本身就是北京市科普项目之一，所以在人员组织等方面都具备了先天的有利因素。但是赵萌认为，即使一般的出版科普读物，也“特别需要在创作和出版中把握社会和市场的需求，加强策划的力度”，有比较周密的市场调查和社会调查，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周密策划。另外，科普传播理念的创新要落实到创作和出版的实践上，根据需要大胆做，这样才能“更好看”。

　　由于2003年，赵萌将出任科普作协的常务秘书长，她还将策划一系列这样的“工程”。而2002年，已经是她作为编辑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了。面对这样一个依然活力十足的出版人，2003年的科普界想必会更加精彩。(于彤采写)

　　周洪波：追寻生活时速，探究新词奥秘

　　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主任、《新华新词语词典》主编

　　当今的时代，是革故鼎新、日新月异的时代。政治在变，经济在变，科技在变，生活在变，观念在变，整个世界都在变。这种种变化都一定会在语言中，首先在词汇中得到反映，新的词语，新的词义层出不穷。有关部门统计资料显示，汉语每年大约出现一千左右新词语。语文工作者关注新词语，广大读者也关注新词语。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几乎每天都要接到各方面打来的电话，咨询某些新词语。为此，2002年他们集中力量编写了这本《新华新词语词典》。

　　这部词典是一部语词和百科兼收的中小型语文词典，主要收录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或进入社会生活的新词新义新用法，也酌收部分早些时候出现但目前高频使用的新词语，共收条目2200条，连同相关词语约4000条，其中特别关注信息、财经、环保、医药、体育、军事、法律、教育、科技等领域。

　　周洪波说，一部编得好的词典，成功的词典，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有特色才有生命力。为此，他们在词目后附英语翻译；一些词语的释文后设有知识窗和相关词语，并配插图；正文后附常见字母词，附录列有港澳台流行词语、京沪穗流行词语、网络流行词语。他们做的这些努力，都是试图把《新华新词语词典》编成一部具有特色的、能充分满足各方面读者需要的词典。

　　周洪波介绍，为了确保词典的质量，他们试行了开放式运作方式：一是与读者互动，除了组织专门班子收集新词语资料外，还通过《文汇报》、《辽宁经济日报》向读者征集新词语。二是与专家互动，收录的新词语是从搜集到的一万多条词语中经过专家反复研究斟酌遴选出来的，所有百科条目的释文均由相关专业学者编写并经辞书编纂专家调整打磨的。

　　这本词典的编纂工作，得到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有关领导的鼓励与支持，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提供了1994-2001年“两会”名词术语资料，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提供了《人民日报》1998年未登录词语词表，北京语言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提供了新词语使用频度、散布度和流通度，新华社参编部提供了部分科技新词汇，香港城市大学语言信息科学研究中心提供了港澳台流行词语等资料，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参加了书稿的审订，很多朋友对词典编写提出了宝贵意见。没有上述的帮助和支持，词典是很难杀青的。

　　这本新词语词典仅仅是当代汉语词汇的一个观察站。新词语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有的会进入基本词语，有的会完成了一个阶段的任务而潜藏。他们2003年的任务是继续对这些新词语进行观察、收集、整理、研究，通过词典挖改和修订的方式来帮助读者了解、查询和使用新词语。一小部分色彩消极甚至不雅的词，他们无意渲染，但也无需回避，因为它们已经实实在在地出现于正宗而且正派的媒体上。

　　最近，商务印书馆杨德炎总经理已经向媒体表示，从2003年起，每隔一年对《新华新词语词典》作一次修订。采取滚动修订，这部词典一定会常出常新。